《宋诗选注》:不理智年代的个性化评价

2017年07月15日    阳江新闻网    发表评论   复制本文网址

□ 唐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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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由钱钟书先生编撰的一本解析宋诗的书。此书成稿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正是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难能可贵的是,此书受意识形态影响不大,它涵盖了宋诗研究的方方面面,充分展示出了钱氏宋诗学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在钱钟书眼中,宋朝的格局太小,远无汉唐的气魄:“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不过,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何以见得呢?作者接下来用陆游的一首诗加以说明:“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有什么样的格局,就有什么样的诗境,宋诗的诗境远无唐诗的博大,是否与宋代的小格局有关呢?作者对宋诗的总体印象不佳,作者反感宋诗喋喋不休地讲粗浅的道理:“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宋诗里爱情讲得太少,这一点作者也看不惯:“宋代五十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宋之前的唐朝,诗歌的繁荣超过了历代,是古诗的巅峰,虽然到了宋代,诗歌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词的兴起和繁荣,但唐诗对宋诗的影响力还是不容抹煞的,在作者看来,唐诗对宋诗的影响,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

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钱钟书的幽默所折服,钱钟书的幽默,其实和王小波一样,都是那种冷幽默,在这本《宋诗选注》中,这种幽默也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在谈论摹仿技巧时,他说:“文艺里的摹仿总把所摹仿的作家的短处缺点也学来,就像传说里的那个女人裁裤子:她把旧裤子拿来做榜样,看见旧裤子扯破了一块,忙也照式照样在新裤子上剪个窟窿。”这样的幽默,读来总能令人忍俊不禁。

钱钟书喜欢挖苦知识分子,这一点,我们在《围城》中已经数次领教了,在这本书中,他依然把挖苦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比如,他这样挖苦梅尧臣:“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不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是从粪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了井里。”这本书中,有很多关于诗人的评价,作者总是寥寥几笔就抓住要点,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秦观的诗内容上比较贫薄,气魄也显得狭小,修词却非常精致……”

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

以上两位名人的看法,说明《宋诗选注》是一本极富个性的书,在那样不理智的年代保持了个性,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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