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祥悠
《古文观止》卷六是“汉文”，起首四篇收录的便是汉朝前期四位皇帝的“诏令”。初见题目时暗想，汉代皇帝的“诏令”，不过寻常公文，有什么值得千年之后的清朝方家选录的？读完原文，却是一惊。
这四篇“诏令”分别是《高帝求贤诏》《文帝议佐百姓诏》《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武帝求茂才异等诏》等。这些“诏令”写得都不长，大多两百来字，《武帝求茂才异等诏》尤其精短。单从文学角度看，四篇“诏令”都朴实无华，却又摇曳多姿。清朝王符曾评《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精峭处兼绕姿态，百读不厌。”这番评语，其实也适合评点其他三篇。
古人写文章，讲究“文以载道”，也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历经春秋战国，以及秦末的战乱，中原人口锐减，百业凋零，加之连年“水旱疾疫之灾”，民生已然极度疲敝，百姓失却了生存之本。据《汉书·食货志》载，那时候，“人相食，死者过半”已是常事。便是身为帝王的刘邦，想要四匹相同毛色的马来驾车都难以找到，将相有时候只能乘牛车。可见汉初的艰难。
诸吕之乱后，汉文帝即位。大赦天下，休养生息，多次下诏大力劝农，在春耕时率领群臣“亲率耕”，以稳住国本。但是为帝十余载，国中依然“野不加辟”，民无蓄积，“岁一不登，民有饥色”。面对如此不顺的“天道”，汉文帝多次下诏反省自己，《文帝议佐百姓诏》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古文观止》在文章后面评论：“帝在位日久，佐民未尝不至……可见其爱民之心，愈久而不忘也。”而我读后认为，汉文帝最令人称道的是，他时时安着一颗“罪己”的心：“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古之天子，有“罪己”的传统，以调和民心。或许这一“罪己诏”中亦藏着某些政治表演成分，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过汉文帝二十多年的治理，国家应该是日渐繁荣的。汉景帝的《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虽然仍然写着“朕亲耕，后亲桑”“欲天下务农蚕”等劝农用语，但是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时候，国家出现了“雕文刻镂”“锦绣纂组”这般“伤农事”“害女红”的纵享行为。尤其令“朕甚忧之”的是，国家机器开始腐化。各级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群体中多有“诈伪”之吏，他们“不事官职”，纳贿行私，还经常利用职权之便，“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如此一来，他们不但“有负官守”，而且成了侵害国家的最大盗贼。有鉴如此，汉文帝特向二千石官吏发下此诏，希望他们“各修其职”，肩负起“察吏”之重责。而丞相也要擦亮眼睛，把那些尸位素餐、办事昏乱的二千石官吏全揪出来，让“朕”知道，再讨论治他们的罪。只有夯实国体，政治清明，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百姓才能富足乐业，家天下的君主，也能“世世奉宗庙亡绝”。《古文观止》评论此文：“起手数言，穷极原委。‘奸法与盗盗’一语，透尽千古利弊。国家最患在吏饱，府库空虚，百姓穷困，而奸吏自富，此大害也。二千石修职，诚足民本务。”此诏此评于今言之，不无现实意义。
得人才者得天下。《吕氏春秋》曾记载姜太公与周公旦对于如何治理国家的一次讨论。姜太公说：“尊贤上功。”《吕氏春秋》又写道：“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可见，欲世之大治，得重视人才，尊重人才，也得重赏功绩。
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取得天下后，曾于洛阳南宫大宴群臣，酒酣耳热之际，刘邦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底下两大臣抢答，陛下性情傲慢，喜欢侮辱人，但是谁攻下城池，陛下都分给他们，能“与天下同利”。刘邦听后，哈哈大笑：“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并解释称，张良、萧何、韩信等三人，都是拥有大本领的人，是人杰，我之所以能取得天下，全因为“吾能用之”。《高帝求贤诏》对以上两种观点一以贯之：“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可见，不论取天下，或守天下，刘邦都能重视人才，把功劳归于“贤士大夫”，且都能“共安利之”。清孙琮评价此文说：“古天子能文惟汉为盛，诸帝诰命往往有谟诰风，而雄气伟略，高、武尤称迥异。篇中所谓贤者，即《大风歌》所思之猛士耳。”
《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到了汉武帝时期，同样遇到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历史性难题。刘邦击败项羽，收复四方，登上帝位，一时志得意满。“汉七年，韩王信反”，并引匈奴攻汉。刘邦大怒，亲率大军征讨。军至晋阳，刘邦不听刘敬劝阻，轻军进击。当时匈奴单于为冒顿，也是一代雄主。刘邦进入平城后，冒顿匿其主力，以弱诱敌，后亲率精兵四十万，把刘邦围在白登山。七天后，刘邦才得以解围。此后，汉朝的几代皇帝，都得送公主和亲，岁赠礼物，以示友好。刘邦死后，冒顿甚至给吕后书信，要娶吕后，吕后咬碎银牙和血吞，受尽屈辱。
历经几代皇帝的积累，逮至汉武帝，终于攒够国力，可以一洗前耻了。面对匈奴的不断侵扰劫掠，汉武帝不拘一格，重用卫青、霍去病等年轻将领。他们从被动迎敌，到主动出击，以战练战，以战止侵，斩敌辄以万千计。《汉书·武帝纪》载：元狩四年春，汉武帝让卫青、霍去病各将大军深入漠北，进击匈奴主力。大战中，卫青“斩首万九千级，至窴颜山乃还”。霍去病更狠，“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此役之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可惜的是，天妒英才，元狩六年，霍去病去世，年仅二十余岁。元封五年，卫青去世。《武帝求茂才异等诏》便是写在卫青去世后。
面对名臣文武凋零的局面，汉武帝再次打破固化的用人制度，把目光投向更加深广的土地。且不分阶层，只要有才，只要堪用，即使“奔踶”一点，“负俗”一些，也没所谓。因为，身为帝王的他自信能“御之”。清余诚评价此文：“‘非常’二字，固足见武帝一片雄心，更可见武帝不拘成格，所以士虽或负俗累，而但能立功名，断不肯弃。后归到一‘御’字，揭出自己本领。英君气概，千载如生。”《古文观止》亦在文末评论：“求材不拘资格，务期适用。汉世得人之盛，当自此诏开之。至以可使绝国者，与将相并举，盖其穷兵好大。一片雄心，言下不觉毕露。与高帝《大风歌》，同一气概。”或曰：“试与《猛士歌》同日而唱，觉英风振动，咄咄逼人。”读评，很让人精气神为之一畅。
细细品味，此四诏涵盖“求贤”“爱民”“修职”“重异才”等主题。不论古今，这些都是难得的人主品格，令那些有志于家国大事，想建立不世奇勋的知识分子心极向往之。如此，《古文观止》把这四篇“诏令”一起集中收录，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