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振元
1965年5月4日，阳江县城356名待业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下乡上山到新墟公社，被分配在东水、河角、新墟、湖尾等13个生产大队插队落户。那年我20岁，插队在河角大队新村。直到1976年10月回城，度过了12年知青时光。
这是我一生之中难忘的日子。如今，知青生活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飞扬的青春也一去不复返。白首之时追忆往事，更加感受到青春的可贵，但我们问心无愧，我们没有辜负那个时代。
痛写告别信 负了心上人
这是一段伤感的往事。
1961年，我从阳江一中毕业，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没能考取大学。我先后做过杂工，到阳江糖厂做季节工，还到对岸小学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教师。下乡插队前，我和小一岁的女友阿梅已经建立恋爱关系。两人在一起很开心，谁也离不开谁。下乡前几天，我鼓起勇气，向阿梅讲了心里话。
我说：“我要下乡了，工作队催得很紧，快挺不住了。”
阿梅深情地看着我，反问：“为什么这么听话？一走了之算了。”
我无奈地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出走母亲会受牵连的。”
我俩家庭出身都不好。听了我的话，阿梅默不作声。我感到她内心也很痛苦。
我永远忘不了跟阿梅挥泪离别的瞬间。那天，长蛇般的下乡车队停在人民广场，我被安排在第一辆大卡车上。欢送的人群中，阿梅含情脉脉地向我招手。汽车喇叭一响，阿梅和我母亲抱成一团，两个女人哭成泪人……
下乡头两年，阿梅每隔几天都给我来信，倾诉离别情，更多的是鼓励。她在园林处做园丁，工资低，但重感情，不嫌贫爱富。我想学点木匠手艺，但没钱买工具，阿梅二话不说，给我费用，每月还寄来一点零用钱。她在信中表白：“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城，我都等着，一直到地老天荒，你的梅。”我很感动！但深知自己出身不好，下乡归期未定，前程难卜，不能耽误她的青春。于是，忍痛用红笔给阿梅写了一封“血书”，苦口婆心开导她离开我……
招工回城后，阿梅已经成家。我见过她多次，她苍老了很多。回忆往事，两人都感慨万千，这就是命运吧。我亏欠她太多，实在对不起她。
助弟寻真爱 谱成鸳鸯曲
我和阿梅的感情以悲剧收尾，但我弟弟何振宏和阿莲的爱情，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不过，过程却是惊心动魄。
1966年10月，小我两岁的亲弟何振宏下乡插队大八公社周亨大队水罩生产队。第二年，他跟村里一个叫阿莲的姑娘暗地里谈起恋爱。阿莲大哥任大队干部，二哥任水罩村长，村里人都怕他三分。
两人的恋情终究还是被发现了。阿莲的大哥向我弟吼叫：“你胆子真大，敢追我亲妹。”把阿莲给“软禁”了，不准和我弟弟来往。我知道他俩是真心相爱，为了成全弟弟，想了一个妙计：我单枪匹马从新墟潜回大八水罩村，通过一个看牛娃做内线，用字条向阿莲报信，叫她第二天早上戴上竹帽，背着砍刀，挑着扁担，佯装上山打柴，偷偷逃出来。然后，他们两人到大八公社民政部门，突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成为合法夫妻后，什么疑难问题等到以后再说。
第二天一早，弟弟带着阿莲向30里外的大八公社狂奔，我在后面作掩护。阿莲的二哥带着十多个人，手持禾镰、木棍，一路追赶。多亏我当时年轻气盛，体力充沛，中午时分赶到大八公社，追赶的人仅差十多米。大八公社陈副书记认真听取我们的哭诉，十分重视，现场保护我们人身安全，安排有关人员处理这件事。
不久，县知青办和民政部门联合派出专案调查组赴大八进行调查，对有关人员作出了处分。
我弟弟和阿莲忠贞不屈，终于迎来了美好结局。1973年10月，他们正式领取了结婚证书。后来临时安排到大八公社林场。1975年底，夫妻俩回到周亨大队水罩村落户。
“文革”结束，弟弟招工回城，现已退休多年，和阿莲感情深厚，两个儿子事业有成，生活美满。他们和阿莲的家人也已互相谅解，亲人间经常来往。
意外失粮票 惹来大祸端
下乡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差点毁掉我的一生。
那年，我作为大队的耕读教师（当时对上学前孩子教识字的老师的称呼），参加了公社教师集训班。白天，自我检讨，查摆问题；夜间，大伙把教室书桌排成几行，当作睡铺，睡在一起。教室十分简陋，门窗年久失修。一整天忙下来，人很疲惫，一觉醒来，祸从天降。我睡前挂在窗边墙上的衣物被抛在窗外撒了一地，衣服口袋里仅有的50斤粮票和几毛零钱不翼而飞。
不久，过来一位姓陈的公安特派员，要大家保护现场。他恶狠狠地向我抛了一句：“狗崽子，想做假案，搞破坏！”我欲哭无泪。
接着，全体教师被要求待在一个课室，召开案情分析会。现场群情激奋，我成为批斗对象。一些人振振有词，说什么“坏分子已经混入革命队伍，要擦亮眼睛”。我的精神彻底崩溃。因为担心事情闹大，陈特派员把另一位被列为怀疑对象的知青叶秀其同我一起“护送”回村。过了不久，听说那位特派员酒后伤人，被送拘留所关了十多天，再后来因违法违纪被革职。事后，公社一位姓麦的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向我道歉，并补偿了50斤粮票。闹得沸沸扬扬的粮票失窃案，就这样草草收场。
五奶如亲娘 两度救我命
插队期间，我多次遭遇生命危险。
下乡第二年9月间，天气预报说12级台风将要袭来。生产队经济困难，没有能力为知青建房，我住的地方是队里以前的牛栏。风雨越来越大，泥砖散瓦的房子被吹得摇摇欲坠。我守在屋内团团转，惊慌无助。心想不如向外冲出去，冷不防门被闯开，一位身披蓑衣的中年妇女在门口大喊：“快跑，房屋要塌下啦！”我恍如从梦中惊醒，跳起来向门外狂奔，刚跑出门外三两步，脑后一声巨响，房屋垮塌了。中年妇女紧紧牵着我的手，拼命往外奔跑。天啊，她救了我的命！
中年妇女叫五奶，50多岁，是一位腰杆硬朗、目不识丁、纯朴可亲的农村女子。她的丈夫早年病逝，大儿子接着去世，二儿子当了兵。
这是五奶第一次救我，还有一次发生在夏天。河角大队地处山区，当时交通很不方便。那次，我患重感冒，高烧40多度卧床不起，不省人事。五奶一家人二话不说，硬把我抬上手推车，顶着烈日，奔走五六公里送到新墟医院。经过两天两夜抢救，把我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医生说，再迟两天，出现综合并发症，恐怕难以医治了。
自此以后，我认五奶为亲娘，在她家里同吃了三个年头。我要付餐费，五奶坚决不肯要，于是把生产队分给我的番薯、谷物给到她家。老人家对我关怀备至，亲如骨肉，不是亲娘，胜似亲娘！我暗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好好报答大恩大德。回城后，我和家人经常探望五奶，陪她聊天，给予关照。早几年，91岁高龄的五奶去世，我失去了有救命恩情的第二个“母亲”！
乡土留芳华 一生知青情
下乡插队12年，我干过农活，当过生产队记分员，还曾任耕读教师、民办教师，参加学校和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活动，既当编剧、导演，又当演员、乐器手。经常带队到公社各大队演出，活跃农村文娱生活。一些剧目演得有声有色，获得公社颁发的优秀奖。
1967年5月，华南师范大学到新墟招考一名数学专业大学生。众乡亲都替我打气：“何老师，你是学校的优才生，一定要碰碰运气。”回想当年高中毕业时，因家庭出身考大学名落孙山，我有些心灰意冷。几位学生硬把我推进试室。我无精打采做着试题，竟然考了92分，在20多名考生中获得第一名。但最后出榜时，未被录取。
在河角学校做近5年民办教师期间，我和知青叶秀其是好拍档。我教初三毕业班的数理化，他教语文。河角学校考取新墟中学高中的名额，经常在新墟公社各间学校中名列前茅。我招工返城的那一天，初三全体学生欢送我到十里外的禾塘圩，师生感情至今难忘。
1976年10月，我们这些家庭出身特殊的下乡知青，也陆续招工回城。我从预制场小工做起，干过泥水工、木工、钢筋工、施工员、技术员、预结算员、建筑工程师，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进取。后来进入城建、规划部门工作。2005年，我正式退休。
12年的知青人，一辈子的知青情。下乡插队期间，我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每隔一两年，我会同家人回到河角新村看望五奶和乡亲们，村里修路搞建设，跟乡亲一道捐款尽绵薄之力。2015年5月4日，是新墟公社知青下乡插队50周年的日子，我和近300位知青重返“第二故乡”，和父老乡亲参加献爱心联谊活动。
我今年81岁了，前尘往事，历历在目。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祖国大地、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知青下乡运动，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感恩那段岁月对我的磨炼，感恩生命中遇见过的每位良师益友！愿苦尽甘来的幸福花朵，在知青心中永远盛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