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 《空城纪》

　　张葆海 《大绸商》

　　徐风 《包浆》

　　王旭烽 “茶人三部曲”

　　南飞雁 《大瓷商》

　　王安忆 《天香》

　　葛亮 《燕食记》

　　杨绍淮 《大茶商》

　　李清源 《窑变》

□ 申霞艳

器以载道，物以明志

器物既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成果，也是文明传播、文化交流的媒介，还是传统在当下的“实物留存”。中国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在世界市场的流通中引领着全球风尚，成为“东学西渐”的物证。作家们对传统器物的书写，体现了“器以载道”的造物理念及审美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与物为春”等理念融汇成中国物质文化传统的根基。

器物文化在贸易流通中得以传承、变革。随着晋商、徽商等大商帮兴起，明代商品经济逐渐走向繁荣，对世俗审美也带来强烈的冲击。器物和文献乃文明程度的标记。

“化干戈为玉帛”映现着我国自古崇尚和平的文化传统。古代先民多以绢帛记录文献，跟丝绸织造相关的“一丝不苟”“丝丝入扣”“抽丝剥茧”等词语映照着工匠精神茶文化源远流长，茶亦被广泛地写入诗词中：“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古人托物言志、寄情于景，以诗词吟咏茶饮之雅趣，表现审美之逸趣。从马克思主义对劳动与商品的阐释来看，茶的制作凝聚了大量创造性的劳动，每个环节都需要工匠的悉心劳作。道不离器，茶亦不离壶。经过水与火的淬炼，泥土变成陶瓷。烧陶制器与庄子的“物物”“物化”观念相通，其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陶瓷与茶叶相伴相生，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从日常用品上升到品鉴收藏，茶叶与瓷器自成一套“识别体系”。器物的选择，既承载主体自身的情感，更带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的印记。“万里帛道一丝牵。”承载着自身文化传统的器物汇聚于商道并流通开去。“丝绸之路”贯通中西，长安与罗马得以互通有无、文明互鉴。

当代作家对器物的书写，呼应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主题，也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源自传统的实物基础。随着文物的不断出土，考古学家对历史的诠释亦不断更新。“满天星斗说”激发了当代作家对地域文化作“寻根”和器物书写的热情。例如王安忆以其《天香》聚焦于顾绣文化，“天香园绣”业已成为上海文化的重要象征。刘醒龙创作“青铜重器系列”作品，在《蟠虺》《听漏》中，作家以青铜重器为叙事线索，深入描绘楚文化的瑰丽秘境。邱华栋在《空城纪》中以多种器物在漫长历史中的传承再现西域联通中原的文化图景。在《包浆》《国壶》等作品中，徐风孜孜不倦地以紫砂壶为中心来描摹江南风俗画卷。霍达通过对梁家几代玉雕技艺所作的宛如工笔般的白描，表现了多民族情感的融合，传承“君子比德于玉”的文化传统……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茶叶、丝绸、瓷器既体现了工匠们的技艺更新，也展示了不同时代美学趣味的变化。当代作家注重发掘器物传承与地方文化的深层联系。20世纪前期绸商、瓷商与茶商的故事，赋予当代作家创作的灵感。比如，张葆海根据山东昌邑绸商的故事创作了《大绸商》，南飞雁依据河南神垕陶瓷业的发展轨迹写出了《大瓷商》，杨绍淮借助茶马古道上的传说和史料创作了《大茶商》。在长篇《茶道青红》中，成一讲述了乾隆年间北部边境封关之际，晋商康氏家族戴夫人为守祖业而亲赴万里茶道巡查的故事，小说以其视角再现了一幅恰克图商道的历史图景。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坚守传统伦理、捍卫老字号声誉，在国家危难之际展现民族大义。他们以诚信经营、实业救国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商业伦理。

通过对器物文化及其海外流通贸易盛况的描绘，当代作家既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又展现出中华文化强劲的传播力。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工匠与商人们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上述作品中，工匠和商人的故事与器物书写彼此成就：一方面，器物书写与家族的文化传承彼此映照，器以载道、物以明志；另一方面，器物及其海外贸易很早就开始将中华文化传播至域外。当代器物书写镌刻着文化记忆、民族记忆，使我们对置身于其中的悠久历史充满着“温情的敬意”，正如沈从文在谈及自己对工艺美术的热爱时所强调的：“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在《天香》《第二十幕》《茶人三部曲》《包浆》和《窑变》等家族小说中，作家们既细致地描写了器物传承及其海外流通，也刻画了工匠们“素朴的心”与其一丝不苟的匠人精神。

丝接千载，帛通万里

丝织品意象优美，承载着丰厚的中华文化内涵，成为当代作家所青睐的书写对象。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将穿越河西走廊、沿中亚延伸至欧洲的商贸之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在流通于海外的过程中，华美的丝织品向域外展现了高超的中国工艺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奢侈品往往因备受宫廷的青睐进而影响社会风尚。丝绸是“由亚历山大大帝通过引进才到达希腊，由凯撒大帝通过引进才到达罗马的”。古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其发音与英语中的silk近似。可见，中国的丝织品在欧洲的时尚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扶桑神话、嫘祖养蚕抽丝及牛郎织女的浪漫传说，提示着我国早期即已出现丝织业。“帝亲耕，后亲蚕”，也说明“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由来已久。马王堆出土的素纱襌衣薄如蝉翼，证明我国古代已具备高超的织造水平。桑蚕的养殖、丝织与印染技术离不开匠人们的艰辛劳作、全套专业知识的指引以及经验的积累，因此古人劝诫世人，“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丝绸意象及其丰厚的文化内蕴，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创作资源。汉乐府《陌上桑》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歌咏丝、绢、帛、缟等的唐诗达四千多首；在《采桑子》这一词牌名下，诞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词作。这些作品，共同汇聚为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可将王安忆创作的当代家族小说《天香》与经典家族小说《红楼梦》作互文性考察，天香园及“天香园绣”与大观园和软烟罗构成互文。在《天香》中，作家以明代嘉靖年间上海申氏家族的变迁作为历史背景，讲述府中女眷靠传授绣艺谋生的故事。有论者指出，《天香》的故事脉络融入大历史的变迁，“蕙兰把‘天香园绣’带出‘天香园’，带进俗世民间，即是‘易’，也即是带进了未来可能的无限生机”，因而“一物之兴起流转，也关乎历史的大逻辑，也感应天地‘生生’之大德”。融合书画气韵的绣艺从大家族的深宅中旁逸斜出，得以面世。世家女性与民间女子携手，共同促成绣艺在民间发扬光大。陈思和认为王安忆以《天香》巧妙地“重塑上海的现代史”。此后，王安忆接着写作《考工记》，以书名致敬经典工艺，以物展现人的命运起伏与岁月沧桑。

当代作家从丝绸之路所负载的文化交流中汲取写作资源。杨克从石榴籽亲密无间之状中获得灵感，写出诗歌《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邱华栋则从石榴六瓣紧密相连之形中得到启发，为《空城纪》找到了合适的叙事结构。其中《尼雅四锦》以丝绸承载起山河远阔的历史想象。在周大新以尚氏家族在20世纪的曲折命运和“霸王绸”的地位起落作为叙事脉络创作的《第二十幕》中，作家引入“长时段”历史视野，讲述尚氏祖孙五代如何不断地更新织造水平，维护“霸王绸”的声誉。在“尚吉利”机房前院醒目处，立着一块历史悠久的石头，上面刻有密密的网状格，形似丝织物，其意恰如韦伯所说的“意义之网”。这块网状石头，既是尚氏家族的精神图腾，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象征物。

面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一时代课题，当代作家则将传统与现代“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内化到小说中，以代际传承和器脉赓续回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天香》《空城纪》《第二十幕》《千丝万缕》等聚焦丝绸意象的小说中，叙事不断强化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一宝贵的精神遗产。同时，作家们不仅描绘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加强了以丝绸为媒介的多维对话，中西文化交流由抽象变得具体。丝接千载，帛通万里。丝绸之路是物质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

谁谓茶苦，其甘如荠

茶文化深嵌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饮茶亦为待客之道，文学反映了这种生活。古典世情小说多从茶楼酒肆展开，现当代作家也经常采用茶馆作为叙事空间，如沙汀的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和老舍的经典戏剧《茶馆》。在《沙家浜》中，汪曾祺将阿庆嫂与刁德一的斗智斗勇置于气氛柔和的春来茶馆中。《如风似璧》中，张欣将恋爱、革命、生意密谋等故事情节都安放于热气蒸腾的广州茶楼之中。葛亮在长篇《朱雀》中涉笔茶社，体现秦淮河的曼妙风情和文人雅趣。在《燕食记》中，他对“一盅两件”娓娓道来，将中西文化的交融落实于手工制作的美食及厨艺的出新之中。

茶，东方树叶，泽被四海。中国曾主导茶叶的海外贸易长达两个世纪，茶叶也成为近年来全球史研究至关重要的物质。王旭烽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曾讲道：“如果说要用一种世间的事物来关照中华民族的话，我以为，没有什么比茶更能够象征中华民族了。”王旭烽穷十年之功完成《茶人三部曲》，从1863年太平天国运动尾声写到20世纪末杭州召开国际茶叶博览会。王旭烽以茶文化为叙事媒介，将茶人茶事与家国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

近年来，以华茶贸易为主要情节推动故事发展的网络小说不胜枚举，如《茶馆怪谈》《一杯茶一个故事》《浮生一记》等。作家童童立志以名茶六安瓜片创作网络版“茶人三部曲”。其中，《洞庭茶师》广受好评，小说讲述了现代女性金果果从上海返回洞庭乡的创业故事：她运用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改良茶叶品种，并创建“茶师”品牌，将现代女性自我实现的故事与当代乡村振兴事业融为一体。

茶文化内蕴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知识体系，并凝聚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恰克图商道流通向世界的过程，茶文化成为“东学西渐”强有力的见证之一。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茶不离壶。脱胎于泥土的瓷器是“乡土中国”的重要造物。“China/china”的双重含义，说明在西方人眼中瓷器代表着中国。瓷都景德镇、江苏宜兴、河南汝州等地均以陶瓷驰名中外，近年来也成为文学创作的富矿，如贾平凹的《古炉》、刘勇的《景漂》、徐风的《国壶》《包浆》、李清源的《窑变》等。在《包浆》和《窑变》中，作家十分关注陶瓷器物的美学价值与象征价值。宜兴文史学者徐风的《包浆》，以葛家三代人对珍稀壶的收藏、品鉴、发掘和捐赠为主线，展现紫砂技艺的历史流变，凸显藏家和品鉴家的人品高格。河南作家李清源以大历史为经，以翟家六代对窑变技艺的探索为纬，搭建叙事框架结构而成《窑变》。翟家在大众“泥古”的时代执着创新，在大众追新的时代承古，终得窑变之奥秘。

徐风对紫砂文化、收藏典故熟稔于心，写过顾景舟等工艺大师的传记。在新作《江南器物志》中，作家感叹紫砂壶于他“只是一个道具”。由器到气、由物至灵，是写作之道，亦是生命之道。紫砂壶作为“国壶”凝聚着民族记忆与历史道义。徐风致力于发掘壶中乾坤，独辟由古壶之“包浆”所润泽的叙事天地。《包浆》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故事，“我”因疾病停薪留职、回到古蜀镇传承妻子家的收藏祖业。徐风以“聊壶茶坊”为叙事空间重构当代人的精神生活。随着对紫砂的理解渐入佳境，“我”的身心得到疗愈，对妻子的感情也得到升华。志同道合的夫妻宛如神仙眷侣，默契地将葛家的祖传名壶全部捐给紫砂博物馆。

“道不远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赋予名壶优雅的器型和昂贵的价值。从僧帽壶、提梁壶到双蝶壶，名壶中既有壶手的创造力、想象力，也有壶手的人格魅力。工匠在制作“传统物”时，既练手艺，亦修心气。虚己应物，正是茶壶给人的启迪。“聊壶茶坊”托住了岁月静好的人生底子。而“老到沉潜”的名壶，召唤出尘封于历史文化中的灵气，寄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无独有偶，青年作家李清源将笔触对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钧窑。七年三易其稿，作家方找到《窑变》的叙事结构。李清源选取1895年、1901年、1910年、1930年、1957年几个历史时间节点，将代际的命运变迁与历史沿革寓于窑变技艺，描述翟家六代对神垕钧窑的接力传承与变革，浓墨重彩地书写翟家对窑变的痴迷，大写工匠的探索精神。翟日新的名字取自《易经》，“日新”二字包含深刻的辩证思想。从爷爷翟日新到孙子翟光照完成蜕变，坚持探索手工窑变已由赖以谋生转变为个人兴趣。他们从不断的窑变中体悟“易经”之变易、简易与不易，最终完成了对古老钧瓷技艺的现代创新。

将《包浆》《国壶》《窑变》《大瓷商》等作品对读，会发现当代家族叙事中作家对器物的态度可谓异曲同工：笔墨于器，旨归在道。陶瓷器物虚已应物的造型艺术呈现了东方审美与生存智慧。茶叶、瓷器被输出并走向世界的过程，本身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过程。

器脉赓续，文化传承

家族故事是典型的中国故事。葛兆光在《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中指出：“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中国作家对家族小说情有独钟，家族小说的叙事特点是由中国文化性质所决定的。布罗代尔强调“长时段”，主张深入自然地理和社会结构中认识历史，家族的世代传承是透视历史发展的一个窗口。传统宗法社会里人的作用至高无上，家族小说开篇作家往往首先要解决后继无人的难题，确保有文化传承人，才能有足够的时间长度为文化“积淀”创造条件。

当代家族小说中“恒产”与“恒心”相得益彰，家族在历史中迭代，器物在传承中更新。家风、族训与图腾、礼仪等共同构成家族传统，将有限、渺小的个体与神圣的国家、连续的历史融为一体；传统器物则在经受全球市场竞争洗礼之后得以浴火重生。《第二十幕》中，尚家人拥护新技术，扩大作坊，认同机器生产方式，助力“霸王绸”“走出盆地”。《天香》中的顾绣、《千丝万缕》中的宋锦、《茶人三部曲》中的茶文化、《窑变》中的宋钧、《国壶》《包浆》中的名壶等，都经历了与“他者”的文化交融才得以推陈出新。

术、道并重乃中国传统造物之要义。无论是制器，还是品鉴、收藏，上手至关重要。恰如徐风在《包浆》中借藏家葛家印之口点出“包浆”的题解：“过日子的诚意，留在物件上，才是包浆。那种光亮，是人的精气神啊。”这是藏家对人、壶关系的一种深刻把握，是对文化传统的当代阐释。《茶人三部曲》和《包浆》中作家不约而同地提到曼生壶，曼生壶由清代文人陈曼生与匠人杨彭年携手共制，“壶凭字贵，字随壶传”，成为士匠跨界合作的佳话。希尔斯认为：“物质器物是一个双重传统。它既是一个物质基础的传统，又是一个概念和信仰的传统，以及融化在物体中的工艺、技术和技能之理念的传统。”荟萃雅俗的曼生壶体现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汇合，彰显了雅逸的生活美学。

从中华文化传承及海外传播的角度看，当代作家对丝绸、茶叶、紫砂、钧窑等传统器物的书写的意义不同凡响：一是“其命维新”，传统器物的社会功用与家国命运、历史变迁密切关联。二是肯定器物及其商业价值，当代作家通过塑造励精图治、实业兴邦的商人形象建构以诚为本的现代商业伦理。三是当代家族小说中的家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小说家们通过塑造新的家长形象，改写了现代作家笔下的专制家长形象。四是家族史与大历史同频共振。当代家族小说的总主题是谱写代际的瓜瓞绵绵，以器物文化的社会使命联通古今中外，印证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

小说的核心任务是塑造典型人物。过去谈论人物多集中于身份认同，近年来作家将微观史的研究成果融入创作中，通过书写器物，展现匠人与器物彼此成就的过程。器物既体现中华民族的美学趣味，也塑造工匠和商人的文化认同，比如“天香园绣”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申府女性的自我觉醒，“霸王绸”凝聚着尚氏的家族认同，“忘忧茶庄”“聊壶茶坊”、窑变钧瓷则为匠人家族提供安身立命之本。当代家族叙事中的器物书写，不仅展现了东方美学经久不衰的魅力，也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活力。

注：本文转自《新华文摘》2026年第19期；原文约1.5万字，发表于《文学评论》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