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

□ 申霞艳 方兆禾

王十月的长篇新作《不舍昼夜》，写的是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主人公王端午出生在湖北乡村，中考失利后进入县城打工，后来南下深圳、东莞、广州，经历过工厂生活、创业、婚姻和事业的起落，也经历了贫困、背叛、疾病和道德困境。他的一生并不传奇，甚至充满了普通人的狼狈与无奈。但在这段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有一件事情始终没有改变：阅读一直陪伴着他，并不断参与他的人生选择。文学一次次进入王端午的生命，在人生的重要关口给他提供判断、选择乃至行动的依据。这或许是《不舍昼夜》最打动人的地方，它重新提出了一个看似古老、却在今天尤其值得追问的问题——文学究竟能够为一个人的人生做些什么？

文学并不只是被读过，它会进入人的生命

AI兴起，“文学无用论”大行其道，文学正在日益“边缘化”，面对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和日益丰富的娱乐方式，“文学有什么用”越来越容易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文学当然无法直接替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也无法保证一个读书人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不舍昼夜》提醒我们，文学真正重要的作用，也许并不在于提供某种直接的功利价值，而在于它能够悄然改变一个人理解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王端午的阅读经历正好呈现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开始，他并不真正懂得自己读到的那些书。他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真正打动他的，是“我虽生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样的句子。他未必能够完整理解塞林格小说所讨论的精神困境，但一个对前途迷茫、对乡村生活不甘、渴望改变命运的少年，从书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种阅读并不深刻，却真实而有力量。年轻时我们读书，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但书中的某句话、某个人物、某种情绪，却可能在生命的某个时刻突然击中我们。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面对相似的人生处境，曾经读过的文字也许会重新浮现出来。

王端午的成长正是如此。进入县城以后，他开始从单纯的情感共鸣走向更主动的思考。他重新阅读《存在与虚无》，并在读书会上尝试讲述自己的理解。文学和哲学不再只是让他获得某种情绪上的安慰，而逐渐成为他认识自身处境的工具。当他与女工唐丽产生感情时，他想到《卡门》中的唐·何塞；在深圳读到《卡夫卡传》，又联想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他开始把自己的生活放进文学中理解，也把文学中的人物和命题带回现实生活。到了创办书店的时候，阅读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书店取名“西西弗斯”，因为王端午觉得自己这些年来就像那个不断推石上山的荒诞英雄。后来他因疾病和生活的重压选择流浪，《荒原狼》又成为理解这一行为的重要精神资源。于是，文学在王端午的人生中完成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最初是他在读书，后来则仿佛是书在陪伴他生活。

《不舍昼夜》没有把文学写成一种高高在上的精神装饰，而是把文学放回一个普通人的日常人生之中。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阅读可以从最初朦胧的感动，逐渐变成认识世界的方式，最后甚至转化为具体的生活选择。王十月曾谈到：“阅读在我的生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王端午读到的那些书，大多是我在相同的年龄段时读到的，并深刻影响过我的书。如果没有阅读，我不知道这一生会成为怎样的人。”这样的表述让小说带上了明显的自传色彩，也使王端午这个人物具有了某种超越虚构人物的意味。他仿佛是一个“行走的文学文本”，那些被他读过的书真正进入了他的性格、选择和命运，并最终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与经典相遇，也是在与另一个自己相遇

《不舍昼夜》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写法，就是让王端午的人生不断与文学经典发生呼应。《麦田里的守望者》《荒原狼》《卡门》《卡夫卡传》《罪与罚》《西西弗神话》等作品，并不是作为知识性的“书单”被罗列出来，而是直接进入人物命运。

王端午的人生仿佛一直在与这些文学人物和思想进行对话，其中最明显的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王端午与霍尔顿都在十六岁左右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也都在进入社会之初遭遇挫折。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与一个已经去世的弟弟保持着特殊的精神联系。霍尔顿不断想起弟弟艾里，王端午则长期与夭折的弟弟王中秋对话。在王十月笔下，这种对话被进一步推向王端午的内心深处，成为他在面对道德选择时不断进行自我追问的一种方式。但《不舍昼夜》并没有简单复制经典，霍尔顿对成人世界的反抗，更多源于精神上的厌倦；王端午的“逃离”，却首先来自非常具体的生存压力。他不愿意一辈子困在乡村，也不愿意在流水线上耗尽生命。他所追求的，不仅是精神上的自由，也是一个普通青年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现实愿望。这使《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语境中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美国少年的精神反叛，被放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青年的生命经验中，文学经典因此获得了新的现实含义。

《荒原狼》也是如此，当王端午逐渐厌倦家庭、事业和既定生活，他想到黑塞笔下的“荒原狼”，并试图以“狼性”解释自己的处境。他放弃财富和社会身份，走向流浪，仿佛要彻底离开原来的生活。可是，王十月并没有让这个文学理想轻易实现。王端午最后成为网络上的“流浪大师”，原本试图摆脱社会的行动反而重新把他送回了公众视野。当一个人想成为脱离人群的“狼”时，却最终难免被无处不在的数字之眼强行拉回人群，成为被“观看”的对象。这个情节使《荒原狼》的精神命题获得了新的当代意味。经典能够为今天的人提供精神资源，但经典并不能替我们直接解决今天的问题。王十月既让人物接受经典的影响，又让现实不断修正经典。

《卡门》则更直接地影响了王端午的人生。少年时代的王端午从卡门身上看到自由和反叛，并因此产生了走出乡村的冲动。后来，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在火车站偷走李文艳的身份证。这一行为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也成为此后挥之不去的罪疚来源。文学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力量，它能够唤醒人对于自由的渴望，却不能替人承担现实选择的后果。王端午因为文学认识了自由，也在现实中为追求自由付出了代价。

这或许比简单地歌颂“文学改变人生”更值得玩味。文学从来不是人生的说明书，它无法告诉我们每一步应该怎样走，但它会改变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而一个人的命运，往往正是在这些看似细小的判断中被重新塑造的。

一个普通人的阅读史，也是一个时代的阅读史

《不舍昼夜》写王端午，却并不只是在写王端午。如果把他的阅读经历放回历史中，就会发现，他所读的那些书并非完全属于个人的偶然选择，其背后是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潮。

王端午的阅读起点来自四姐王幺姑。20世纪80年代初，疯狂阅读外国文学的王幺姑成为乡村青年眼中的特殊人物。她读《卡门》，谈论自由，穿着新潮的衣服，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她代表着改革开放初期最早接触外部文化的一代青年，也直接打开了王端午的阅读世界。王端午后来喜欢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荒原狼》《卡门》《罪与罚》等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在讨论自由、个体、孤独、荒诞和精神困境。这些主题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青年中产生强烈共鸣，并不只是因为文学本身的魅力，也因为那个时代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文学大量翻译出版，长期封闭的文化环境逐渐开放。对于经历过思想压抑和精神匮乏的青年而言，阅读外国文学不仅意味着阅读几部小说，也意味着第一次通过书本认识一个更大的世界。王端午的阅读道路看似私人，实际上与一代人的精神成长紧密相连。他从乡村走向县城，再走向深圳、东莞和广州。与此同时，他的阅读也从《卡门》这样的文学经典延伸到现代主义文学、哲学等不同领域。个人生活空间的扩大，与精神世界的扩大同步发生。

《不舍昼夜》实际上写出了两条彼此交织的线索，一条是王端午个人的成长史，另一条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接受史。一个乡村少年如何通过阅读逐渐认识外部世界，也正是一个逐渐开放的中国如何通过阅读重新认识世界的缩影。

文学人生，在今天仍然可能吗？

王端午的一生并不是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他有过错误，有过罪疚，有过失败，也有过无法挽回的遗憾。他最终在一次准备通过直播坦白过去、直面自己的人生时倒下。这个结局并不圆满，甚至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但《不舍昼夜》真正要肯定的，也许从来不是一种成功的人生，而是一种认真对待精神生活的人生。

王端午不断出走，不断选择，又不断回到文学中。他并没有因为读了很多书而变成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但那些书让他始终没有彻底放弃对自我、自由和良知的追问，这也是这部小说最珍贵的地方。

今天，我们拥有比王端午那个年代丰富得多的阅读资源，也拥有更多获取信息和娱乐的方式。但在信息越来越容易获得的同时，阅读究竟还能不能真正进入一个人的生命，似乎反而成了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不舍昼夜》没有给出关于文学意义的抽象答案。它只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一生：一个普通人如何因为读过一些书，而拥有了不同于周围人的精神尺度，如何在一次次人生选择中回到那些曾经读过的文字，又如何在现实不断击碎理想之后，依然试图保留一点对自由、尊严和良知的坚持。也许文学真正能够给予人的，正是这种东西。它未必让我们生活得更顺利，却可能让我们更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生活；它未必能够替我们找到答案，却能够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困境时，不至于只剩下沉默和随波逐流。

王端午的一生当然不能证明读书一定能够改变命运，但至少证明了文学可以成为一个人命运的一部分。在一个越来越强调效率、结果和即时回报的时代，这种“无用”的阅读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人的一生不仅需要谋生，也需要回答“我是谁”“我要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所谓“文学人生”，并不是要过一种脱离现实的生活，更不是把文学当作生活的装饰。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把读过的书带回现实，在现实中重新理解文学，也在文学的映照下重新理解自己。

王端午没有活成一个完美的人，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寻找一种自己能够认同的生活。在“理想主义”似乎已经沦为某种讽刺的当下，这部小说用鲜活的故事证明，过一种“文学式”的人生，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值得追求的。

（申霞艳：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兼职副主席；方兆禾：暨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