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绍文

天完全黑了下来。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然而，父亲母亲还没有回来。

隔壁奀奀家传来叫吃晚饭的声音。没过多久，三佬和欢女端着饭碗，来到我的跟前，显摆似的吧唧着嘴。饭菜香就像长了眼睛一样，一个劲地往我的鼻子里面钻。我的喉咙不争气地咽下几口口水。

“妈妈回来了！”二十多分钟后，母亲甜亮的声音响在耳畔。她的身影晃过，匆匆进了大门。

母亲走到房间门前，从衣兜里掏出一串钥匙，快速地找出其中的一个，开锁推门，将绣有毛主席头像的黄色挎包，挂在门后的衣挂钩上。顾不上歇口气，拦腰绑了围裙，穿过厅下，撩起竹屏风，进了厨房。

“叮铃铃，叮铃铃”，过了一刻钟，屋外传来自行车清脆的铃声。我扭过头，只见父亲刹住车把，下了车。“晚上有肉吃！”父亲笑着对我说。我赶紧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黑色手提包。父亲推着“凤凰牌”载重自行车，进了厅堂。

“晚上有肉吃！”我快速地将消息告知姐姐哥哥弟弟妹妹，他们听了无不欢呼雀跃。

母亲指挥父亲去生火。父亲爽快地应答一声，坐在柴灶前，在灶肚里点燃柴草，窜起的火舌舔着漆黑的锅底。

母亲又吩咐我去地窖，取几个储藏的土豆、萝卜。

铁锅里的水已经烧开。母亲将早晨捞好的白米饭，从筲箕倒入饭甑，开始甑饭。我去到屋后的池塘，蹲在黄绿葛树旁边的石埠头上，撩起清水，洗土豆、萝卜。一轮满月挂在树梢，几只蟋蟀伏在草丛欢叫。

回到厨房，我将洗净的萝卜、土豆递给母亲。母亲将一个萝卜稳稳地放在砧板上，运刀如飞，十几秒间便切成了薄片，接着，将薄片切成均匀的萝卜丝。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让我看得目不暇接。

父亲用火钳夹着柴草，麻利地伸进灶里。柴草热烈地燃烧，噼噼啪啪作响。青烟顺着火舌冲向烟囱出口，柴草燃烧的火光照亮父亲的脸庞。我挨着父亲坐，拿一把火钳，扒开柴灰里几个煨熟的番薯，小心地夹到火盆里。

灶前，母亲右手拿着锅铲，在铁锅里翻动麻将大小的五花肉，铲与锅亲密接触，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母亲伸出食指，捋了捋额前湿哒哒的头发，又用手背揩揩汗。接着，在铁锅里放入茴香、大蒜、小米辣等佐料，慢炖入味，最后大火收汁，香喷喷的红烧肉炖土豆就出锅了。

“吃饭啰！”母亲吆喝一声，大家一阵手忙脚乱，端菜，摆碗筷，坐桌。很快，樟木做的八仙桌旁，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加上父亲母亲、祖母，两人一凳，相对而坐。饭是白米饭，菜是自家种的土豆、萝卜、芋头和白玉豆。

靠墙的茶几上，灯盏闪烁光焰。随着灯花一个接一个裂开，倒映在墙壁上的光影，也随之晃动，大小不定。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人家的餐桌上是很难见到肉的，更别说美美地吃上一顿。偶尔，饭桌摆上一碗猪肉，一定是家里操办红白喜事，或是逢端午、中秋、春节等大的年节。这话说出来，现在的孩子们可能不会相信。然而，这是真的。

那天从公社传来喜讯，在四一〇小学当教师的母亲，上的语文公开课《马尾巴的功能》获得了县里比赛的特等奖。为此，父亲决定周六晚上炒几个小菜庆祝一番。

一贯省吃俭用的父亲，从皮夹子里掏出四张面值半市斤的肉票，我也打开自己的储钱木匣，抓出一把皱巴巴的毛票，表达心意。毛票有面值贰元、一元的，也有伍角、贰角、伍分的，这些零花钱，是我在放暑假时，去石塘坳、畚斗坳砍了柴草，卖给冷水铺的砖瓦窑积攒下来的。周六一大早，父亲就踩着自行车，匆匆赶到下屋塘，托请在公社食品站杀猪的建新师傅，买了两斤带皮五花肉，还是三层五花、肥瘦相间的那种。

灯盏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晃动着伸向碗中的筷子。父亲先夹一块瘦肉给祖母，又夹两块肉放在母亲的饭碗里。母亲朝父亲温柔地笑笑，从碗里夹出一块肉，喂给小妹吃。小妹咀嚼几下，就咽下喉咙，并微闭了眼，显出极其享受的表情。末了，舌尖舔了舔沾满油的嘴巴，尔后，又眼巴巴地盯着父亲的筷子。父亲每动一下筷子，我们的心就紧张一下，两眼放光，盯着慢慢矮下去的肉碗。碗里的肉自然成了“抢夺”的对象，兄弟姐妹几个争分夺秒，伸筷，夹肉，塞进嘴里。到了最后，几双筷子同时伸向剩余的一两块肉，筷子在碗内“打架”，直至将肉夹碎。没有夹到肉末的小妹，委屈得哇哇大哭起来。祖母见了，嗔怪我们几句，忙用白瓷勺舀两勺肉汤到她的饭碗里，小妹便破涕而笑。

清风从门缝里进进出出，门闩轻摇，灯盏闪烁，屋外人影绰绰。我对着祖母做个鬼脸，放下碗筷，跑出去玩了。

外面已经很热闹了。大门两侧的木窗挂上了马灯，昏暗枯黄的光晕，洒在泥地上，照看着玩耍的孩子。我当然没忘记拍着肚皮向小伙伴炫耀，家里刚吃了很美味的红烧肉。

疯够了，玩累了，孩子们便在大人长一声、短一声的呼唤中，各回各家。这时，母亲也端了灯盏，站在大门前迎接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