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小愚

虎渡河的水，终究是一年年地浅了下去。

渡口的渡船依旧停在那儿，像一位沉默的老人。我沿着石板坡缓缓走向它，恍惚间又听见柴油机启动时的轰隆声。粗砺的、沉沉的，从船尾炸开。跟着便是一串黑烟从船舱里滚滚地冒出去，被河风一扯，散成灰蒙蒙的一片。

那时候，我和小幺（湖南方言，即小姑）都还小，她是叔公的小女儿，只比我大一岁，辈分却高我一截。村里人都说，我俩长得很像。妈妈叮嘱：“你跟着小幺，听她的话。”赶集的日子天还墨墨黑，露水重得能打湿裤脚，村民们从田埂上聚过来，挑着箩筐，筐里是自家地里的菜、塘里的藕、沟里摸的鱼虾、攒了半个月的鸡蛋……

小幺走在我前面，扁担在她肩上一起一落，一筐绿油油的蔬菜码得齐齐整整，一坛子剁椒刀豆是叔奶奶头天夜里装好的，坛口封了三层布，麻绳扎得死死的。我紧跟着小幺，她快我也快，她慢我也慢。她回头看我一眼，我就知道她要说什么，无非是“看着你的鸡蛋别摔了”。可她还是说了，我撇撇嘴：“知道了知道了。”她便朝我瞪了一眼。月亮还挂在天上，淡淡的，像块要化了的薄冰。

人挨着人挤上船，筐碰着筐，笼挨着笼。船老大喊一声“站稳喽”，船便离了岸。小幺抱着箩筐蹲在船舱角落里，我挨着她坐下，柴油机的震颤从船底传上来，透过鞋底、脚踝、膝盖，一直震到心口。那轰隆声闷闷的、沉沉的，把所有人都拢在一起。船到河心，东边的天烧起来，赤金的颜色泼在河面上，被船头犁开，碎成万千片跳动的光。小幺的脸被那光映着，又凑过来看我的脸：“还有眼屎，没擦干净。”她拿袖子帮我蹭，袖子蹭过脸颊，凉丝丝的。旁边的大人笑：“起得早，没来得及洗脸吧。”“关你什么事！”我们恶狠狠地瞪他们。

对岸董家垱的河堤从雾气里慢慢浮出来。船靠岸，柴油机喘着粗气熄了火，四周猛地一静，静得听见水拍船帮的扑扑声。人们挑着担子往堤上走，小幺抢到了靠近街口的位置，蓝布往地上一铺，蔬菜、鸡蛋摆出来，叔奶奶的剁椒刀豆坛子放在最显眼处。她从口袋里摸出那杆小秤，秤杆子被手汗磨得油光水滑。

“称东西我来，你算钱。”她说这话的语气不容置疑，我也理所当然地蹲在旁边等着。从小就是这样，她拿主意，我跟着。卖东西她在前头跟人讲价，我在后头收钱找零；遇见来挑拣的客人她陪着笑脸应酬，我躲在她身后探出半个脑袋。

有一回我没扶稳秤盘，几个鸡蛋从秤盘滚下来，啪地碎在青石板上。小幺的脸煞白，手还提着秤绳僵在那里，我也吓坏了，一声不敢吭。买鸡蛋的眼镜男人蹲下来，把剩下的拣进袋子：“别急别急，坏的也算我的，你们别难过。”回程路上小幺一路没说话，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柴油机轰隆隆地响，船行到河中央，她突然开口：“那人真好！”河风把她的眼睫毛吹得湿漉漉的。

后来我们考上了不同的大学，她去了成都，我则去了武汉。上大学前几天，我们约着一起坐渡船去对面的董家垱逛街。我买了她爱吃的姜片、凉拌麻辣菜，她买了一本精致的笔记本送我。回家时，我俩坐在渡口的石阶上，一边吃麻辣菜一边等渡船从对岸开回来，嘴里的辣到了心里，又化作眼泪。渡船的影子从河心慢慢变大，柴油机的突突声越来越近，她忽然说：“到了大学，咱俩都好好努力，一定要闯出一片天地！”她既是说给我听，更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大学时，各忙各的，各学各的。

有时小幺会经过武汉，在我宿舍住一晚，再坐火车去成都。我们挤在小小的床上，说着各自的大学生活，总有聊不完的话。大二下学期，我生了一场不小的病，瞒着家里人，只告诉了小幺。她二话不说，从成都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硬座来到我住院的医院，陪了我整整一周。她走的那天，我送她去车站，她回头冲我喊：“好好吃饭！”和从前在渡口回头瞪我的样子一模一样。

大学毕业以后联系就少了。我来了更远的阳江，她留在了成都。偶尔回家过年才能碰上，见了面还是小时候那副样子，她凑过来看我的脸：“瘦了。”我说你也瘦了。两个人坐在灶前烤火，她剥橘子给我，一瓣一瓣地递，像小时候从水果糖纸上剥开糖递给我一样。可说的话比以前少了。她在成都交了男朋友，我在阳江有了自己的家庭，隔着几千公里，日子各过各的，那些细碎的、该说给彼此听的事情，攒着攒着就忘了。

有一年我没回老家过年，她也没回。除夕晚上视频通话，信号断断续续的，她的脸在屏幕上一卡一卡的。她说：“你那边能听见吗？”我说能。窗外忽然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声响，是阳江街头的摩托车。她笑了：“还以为是咱们渡口的渡船呢。”我也笑了。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屏幕里她的脸和我的脸并排摆着，眉眼确实像，可她比我精明、比我利落，从小就是她照顾我，到现在视频里还是她先开口：“别熬夜，早点睡。”

前年冬天我终于回了一趟家。叔奶奶在电话里说家里冷，怕是要下雪。我到了渡口，果然大雪纷纷扬扬地落在渡船上，刺骨的寒风从河面吹过来。我紧紧抱住自己，蹲在船舱的角落里，和小时候的姿势一模一样。我拍了一段渡河的视频发给小幺，她立马回语音：“下次一起回老家，一起坐渡船。”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下次究竟是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