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再扬

近日返乡，看到仍有乡亲在砍木柴晾晒。那柴火的气味，像一根细细的线，一下把我拉回很远很远的从前。

20世纪70年代，阳江的乡下，什么都缺。其中就包括烧灶的柴。一口灶，撑着一大家子的烟火。没有柴，就没有滚烫的粥，没有暖身的热水。

离村子近的地方，柴草早被砍光。只有近十公里外红五月农场的山里，还有些枝干。于是，每年夏天，村子里便生出一道如今再也见不到的奇景：晴好的日子，凌晨四五点钟，村民们肩扛绕着麻绳的担枪（两头尖的长扁担），担枪一头挂着磨得锃亮的镰刀，一头挂着装有稀粥的瓦罐或铝饭盒，一个跟着一个，走过我家门前的捷东堤。脚步沙沙，连成一长串，顺着田埂往山里延伸。走得远了，还能听见队伍唠嗑的声音。

我家的日子比旁人更紧几分。父亲在外地，一年到头，只过年时才回一趟。家里的天，全由母亲一个人顶着。那时我和大弟、大妹都还小，幸亏还有过了古稀的爷爷照顾。

每次母亲要去砍柴，头一夜的油灯总亮到很晚。爷爷把那块磨得发亮的青石搬到院子里，倒上半木盆清水，把镰刀平放在石上，一下，一下，慢慢地磨。“沙——沙——”的声音，成了我童年夏夜的催眠曲。

爷爷就这样弓着背磨镰刀。每磨几下，他就停下来，用拇指轻轻蹭过刃口，眯着眼试试锋利。不满意，就蘸点水，接着磨。

次日，天还黑着，母亲就动身了。她把粥水装好，带上工具，跟着长长的队伍，消失在捷东堤尽头。

午后，砍柴的队伍开始往回走。百十副柴担，压得担枪吱吱响。成串的人群出现在捷东堤上，浩浩荡荡。隔着半里地，仍能听见担枪吱呀吱呀的声音，随着乡亲们扯着嗓子的说笑声，慢慢散进村子各处。

那天，快到下午三点了，还不见母亲的影子。爷爷心里慌了——别人家的媳妇上山砍柴，男人早早就候在半道，接过重担子，让女人轻省着走回来。可爷爷已经七十了，腿早就不利索。十公里山路，别说接柴，走过去都难。

那时候山里还传着有猛兽。一个女人孤零零落在大队伍后面，想想都怕。再说大暑天的，担着百余斤的柴走那么久，怎么受得了？

爷爷猛地站起来，把烟袋别进腰里，扔下一句“看好弟弟妹妹，别乱跑”给我，就往村里亲房兄长家跑。没过一刻钟，二十出头的亲房兄长攥着草帽，匆匆往红五月农场的方向奔去。

我们就蹲在堤边等。等到日头晒得后背发疼，等到江风一点一点凉下来。终于，远远地，两个影子慢慢挪了过来。亲房兄长肩膀扛着沉沉的两大捆柴火，母亲跟在后面，一只手揉着腰，脸上红红的，满头大汗顺着脸颊往下滚。湿透了的上衣贴在身上，印出深深浅浅的汗痕。

原来，母亲想着多砍点柴，够家里烧上半个月，便拼尽全力砍了两大捆。哪知道担子太重，肩膀吃不消，只能走两里地，就找个树荫歇一歇。走走停停，便落在了所有人的后面。

亲房兄长找到母亲时，什么话都没说。他走上前，只说了一句：“二婶你辛苦了，我担吧。”接过柴担就往自己肩上放。

那时候的村里人，从不说“报恩”“感谢”这些挂在嘴边的客套话。可这份“抬脚就走，接担就扛”的情分，比任何承诺都沉。它压在那担柴火上，扎扎实实地落进我心里，一放就是几十年。

每次想起那个夏天，便想起爷爷磨镰刀的沙沙声，想起凌晨村前捷东堤匆匆进山砍柴的人群，想起亲房兄长那句轻轻的“我担吧”——心口还是会涌起一股暖，一点一点漫开，湿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