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英子（前排右一）在下乡插队期间与4位女知青合照。

图为1996年英子（右一）和阿继、女儿（本文作者）返回阳西塘口木头田旧居留影。 图片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 苏稻香

每每翻开家里的老相册，看到一帧妈妈年轻时与下乡农友合拍的黑白照片，我小时候熟悉而又懵懂的一首歌，“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汇成歌，汇成歌……”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流出。优美的旋律带着我的思绪，流向60多年前妈妈作为知青下乡插队的阳江塘口小山村，回到那些改变妈妈命运、令她一生难忘的蹉跎岁月……

从读书妹到女知青

妈妈小名叫阿芳，大名英子。小时候的她面容瘦削，身材高挑，眼神明亮澄澈，笔直的鼻梁自带英气。

妈妈是独生子女，从小父母离异，她跟随外婆在阳江生活。外婆心灵手巧，凭着微薄的收入，含辛茹苦拉扯大妈妈。尽管日子清苦，但外婆从未让妈妈插手家务事，只是让她专心读书。

妈妈读书也争气。小时候放了学就搬个小竹凳坐在家门口的石阶上，膝盖上摊开一本课外书，看到精彩处就眉飞色舞地把故事讲给邻家孩子听。在那个女孩子很少读书的年代，妈妈在县立重点中学阳江一中完成了中学学业。她的目标是“读大学”，可由于父母出身不好，这大学梦就像镜花水月，可望不可即。念高中时，在国家林业部工作的外公想让妈妈随迁到北京生活，因顾念孤身一人的外婆，妈妈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如果没有那场席卷全国、声势浩大的知青上山下乡，妈妈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

1965年夏天，拿到高中毕业证书不久的妈妈，与同年毕业的校友一起，被历史的洪流裹挟，坐上了开往塘口公社的卡车，成为千千万万知青大军中的一员。

那时候她才19岁，还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怎样漫长而艰苦的13年。

把青春种进稻田里

阳江县塘口公社上垌大队木头田生产队是妈妈下乡插队的落户地。同组四个知青，两男两女，其中一个男生叫阿继，跟妈妈是中学同学，后来成了我的父亲。

木头田生产队是上垌最偏僻、最穷的小队，队里十来户均为贫农，生活十分困难。刚到村时，迎接他们的是三间破旧的草坯小房，外墙用树枝、禾草糊上泥巴。房子春夏潮湿，屋外大雨，屋内嘀嗒；冬天北风呼啸而入，夜里盖着五斤重薄棉被直打哆嗦。

农活的苦也才刚刚开始。天天早出晚归，犁田、播种、插秧、耘田、收割。刚学插秧时，妈妈的手指被泥里的碎石头、稻茬划得全是小口子，泡在水里钻心地疼，她包块破布接着插，手指肿得像胡萝卜，连筷子都拿不住。

六月农忙是最难熬的时节。天还蒙蒙亮，妈妈就起来下田了。中午太阳毒得像要把人烤化，田里的泥水热得烫脚。妈妈弯着腰劳作，汗水浸透衣衫，湿漉漉地贴在背上，腰背又酸又胀，双脚踩在湿滑的泥泞里，每走一步都像灌满了铅。她咬着牙，割禾、搬运、晾晒、碌禾脱粒，直至稻谷归仓，方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一天劳作十多个小时，白皙的皮肤被晒得黝黑，浑身上下无一处不酸痛。

挑担子也是巨大的考验。妈妈刚开始只能一摇一晃地挑几十斤，稚嫩的肩膀压得红肿一片。可是妈妈吭都不吭一声，睡醒一觉，第二天接着挑。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妈妈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最后竟能挑起一百五六十斤的重担。

田间的凶险防不胜防，妈妈多次经历“险情”。记忆最深的有两次：一次被几寸长的蚂蟥叮腿吓得慌张失色，另一次被镰刀划到脚腿鲜血直流。她的腿上因此永久留下了长长的伤疤。

平日高负荷劳动，饮食却是十分简单。一锅稀得可照镜的白粥，番薯、芋仔，搭配咸菜、萝卜干，是早午餐的主食。晚上回来才能吃上一顿白米饭配咸鱼、青菜。除非圩日或年节，肉类难得一见。长期营养不良使得妈妈脸色苍白，经常头晕头痛，体质虚弱不堪。

一个以书为乐盼望着上大学的女学生，就这样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姑，忙着永远也忙不完的农活，下沉到这片乡野里，似乎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生活的艰苦，身体的疲累，熬熬就可以过去，但精神上的创伤、郁闷却很难自然化解。出身不好的大帽子，始终像一个“紧箍咒”，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妈妈处处与人为善，对有困难的乡亲邻里乐施援手。可背后总有个别人阴阳怪调，说她是“成分不好的大小姐”，她听后也只能低下头更卖力地干活，以减轻那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原罪”。

如果说刚下乡之际，妈妈对农村生活还存有一点新奇、一丝幻想，但随着时日变迁，新鲜感失去了，幻想也破灭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彻骨的牵挂，牵挂从未离开过、从小就相依为命的妈妈——我的外婆，一想起因出身问题被疏散到农村、干着世人不堪扫厕工的外婆，妈妈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苦日子里的光

幸好，知青岁月还有同组成员的相伴。而阿继的出现，更是妈妈苦日子里的光。

妈妈同组插队的四名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相处甚是和谐合拍。白天在田间地头务农，收工回来，忙完家务事，晚上他们常围坐在大厅方桌前，读读书、写写信，或唱唱歌、弹弹琴，苦中作乐。大伙唱歌之际，妈妈也跟着轻声哼，歌声飘出窗外，混着稻田里的蛙鸣，是木头田寂静的夜里少有的亮色。

组里的阿继，是妈妈最熟悉的人。同学六年，加上下乡同组，他们接触越来越多。阿继为人真诚，踏实稳重，逐渐俘获妈妈的芳心。而妈妈的温柔淳朴、聪慧大方，也深深吸引了阿继。最重要的，他们人生经历相似，惺惺相惜，有说不完的知心话。长期朝夕相处，两颗心慢慢接近。

1970年10月，妈妈和阿继一起来到塘口公社，领取了结婚证，喜结连理，从此又一个知青家庭在塘口山区安家落户了。

1971年和1973年，哥哥和我相继出生。父母在煤油灯下商量，为哥哥起名健生，希望他健康成长，有美好的一生；我出生那年，恰逢大旱，稻谷减收，妈妈为我起名稻香，寄望春天播下的种子，秋天能有稻花飘香。

我们的出生给妈妈增添了更多的忙碌。身体本就虚弱的妈妈，生下我们后奶水不足，又买不起奶粉，周岁内她都是天天给我们熬蜜枣粥吃。蜜枣是从乡下集市买来的干货。熬蜜枣粥可是个功夫活，要小火慢煮，且要不停地搅动，直至粥稠枣烂，香味四溢。煮好后她一勺一勺地喂我们，我们吃得小嘴“吧嗒吧嗒”响。那碗蜜枣粥，是那个贫瘠的年代妈妈给予我们最浓的母爱。待到我们慢慢长大，妈妈每逢圩日总叮嘱爸爸买点瘦肉回来，蒸好的肉饼她几乎全拨到我们碗里，自己却长期咸菜、咸鱼配粥饭，笑着说“伢儿多吃点，我不爱吃肉”。

1974年，父亲调到塘口综合社工作，留守家庭的妈妈更辛苦了，一边出工务农挣工分，一边拉扯哥哥和我长大，烧水做饭，养猪喂鸡种菜，里里外外忙得够呛。晚上，等一切忙完，妈妈又踩着缝纫机，缝补破旧的衣裤，或者拆改我俩穿小了的旧衣衫。夜里，床板上的虱子把我俩咬得周身红肿，她又漏夜起来帮我们驱赶虱子、挠痒痒，直至我们安然睡着。

木头田村虽是穷乡僻壤，但村里青山绿水，是孩童玩耍的好场所，捞鱼虾，掏蜂窝鸟蛋，捡柴草摘野花，拾稻穗……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无忧的童年。

妈妈的忧思我们是体会不到的。多年的务农生活，磨砺了人的体魄和意志，但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回城祈盼的一次次落空，蹉跎了的青春岁月，让她时时陷入令人窒息的绝望。多少次，妈妈白天在田间辛勤劳作，夜里又为前途和未来辗转难眠。

看书依然是妈妈的最爱，可村里书籍缺乏，加上日常生活琐碎，妈妈读书的爱好在农村受到极大限制，直至回城后，《红楼梦》《家》《春》《秋》等“大部头”才又轮番出现在她床头。虽然妈妈自己读书少了，但哥哥和我却在妈妈的故事声中渐渐长大。她让外公寄来连环画，教我们读书认字，心里最淳朴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以后读书有出息，去圆她和父亲想圆却未能圆的大学梦。

最后的告别

1978年，终于等来了知青回城政策。此时，妈妈在农村已待了整整13年，从一个聪慧美丽的青葱少女，变成了白发初生、手长老茧的村妇。

回城后，妈妈与爸爸勤俭持家，悉心教养我们，当哥哥和我相继考取省里的大学，妈妈把我们的录取通知书捧在手心时，她竟然哭了。那时，妈妈心里一定百感交集，虽然儿女替她圆了大学梦，但是她自己往日的美梦毕竟早已破碎了！

本以为苦尽甘来，2018年，妈妈亲手带大的孙子刚考上中山大学，她却突患重疾，历经两年多痛苦的抗争后，于2020年6月永远离开了我们。其时正是妈妈安享天伦之乐时，生活安稳，儿孙孝顺，可惜妈妈却无福消受。

临终前一两个月，妈妈从广州转回老家治病。一个周末我回去看她，她精神尚好。临走时，也许冥冥中妈妈意识到什么，她抓住我的手，说：“你和哥哥以后要互相照应，照顾好爸爸。”我看着她干瘦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默默地点头，转身泪水忍不住滚落。两周后妈妈病情急转直下，再赶回去，她已经说不出话了。之前对我说的寥寥几句话，竟成了遗言！

2026年春节，父亲带着我们儿孙几人，重游塘口木头田村，探寻他们共同度过的苦难岁月轨迹。凝望着木头田村牌坊，妈妈往日清秀的脸庞隐约浮现在蓝天上，笑盈盈地望着我们，仿佛从未曾离去。